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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博物館館藏古代壁畫展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

近年山西數座北齊壁畫墓的發現,使得今人對北朝畫跡的認識被屢屢刷新,忻州忻府區九原崗墓群中的一座北朝晚期大型壁畫墓,更以許多前此未見的藝術形象將人們的認識又推進一層。遺憾的是,除卻穹隆頂上面的星象圖及兩壁星星點點的殘跡,墓室壁畫幾乎盜揭殆盡,所幸墓道東、西、北三壁的壁畫尚大部存留。

 

 

 

忻州北朝壁畫墓

 

 

忻州北朝壁畫墓場景

 

東西兩壁,畫面自上而下界為四層。第一層,圖畫仙人靈怪與奇禽異獸;第二層,分作南北兩段,北段為苑囿校獵,南段為群侍;第三層繪儀衛;第四層,西壁為武士,東壁畫面被盜洞所毀。

 

 

東壁壁畫局部

 

 

苑囿校獵局部

 

 

苑囿校獵局部

 

墓道與墓室之間的甬道,平面長方形,拱形券頂,兩壁及頂部原初均作畫,惜慘遭破壞,今僅存殘跡。

 

呈現細節的木構建筑

 

 

忻州北朝壁畫墓北壁壁畫

 

 

北壁壁畫局部

 

壁畫墓中最引人注目的畫跡,是甬道拱門周邊和頂部所繪磚墻之上一座極有氣勢的木構建筑,即廡殿頂三開間的門樓,兩側有廊相連,應是表現宮門。《洛陽伽藍記》卷一曰城內之永寧寺,“南門樓三重,通三閣道,去地二十丈,形制似今端門”,可知北魏宮門之概。

 

壁畫中的宮門正脊兩端各一個碩大的鴟尾,鴟尾之間和兩邊垂脊上豎著寶珠頭的瓦釘。垂脊之端各有一個巨型鬼面瓦。正門緊閉,側門半開,門扇各有四路門釘,一對銜環鋪首。門廊彩磚墁地,設有六道寶珠望柱的朱欄。柱頂施斗栱,柱間闌額施補間鋪作亦即叉手。木構件之間又細筆繪出網狀物,似即表現用于防備鳥雀做窩的罘罳,雖然它原應設在木構件之外,只是那樣未免難以行諸畫筆。

 

兩個各開啟一扇的門里,分別露出顧盼相視的兩個女子,其中一人手持團扇。兩邊廊子里的侍女,均臂橫一物,此物當是對折起來的一方茵褥,原當挾持腋下,只是工匠不曾把它畫得妥貼。坐以方褥,是南北朝時期上流社會的風尚,《顏氏家訓·勉學篇》曰,南朝蕭梁盛時,貴游子弟無不“坐棋子方褥,憑斑絲隱囊”。河南鄧縣南朝墓出土畫像磚、太原北齊徐顯秀墓壁畫,都有臂挾方褥的隨行侍女。可知這是壁畫設計者有意安排的細節。

 

 

鄧縣南朝墓畫像磚上的隨行侍女

 

 

北齊徐顯秀墓壁畫隨行侍女

 

 

東魏武定元年(543)造像碑局部(藏于大都會博物館)

 

宮門正脊上方是蓮花座上一個尺寸頗巨的博山爐,蓮座兩邊一對高高探出的枝葉和結著蓮蓬的花朵,又有蓮座花瓣之間低低舉起的一對蓮葉,蓮葉上托著香寶子。不過這一具博山爐與通行的式樣略有不同,因此或認為它是火盆,然而對比大抵同時的其他圖像,當可辨認無誤。比如今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東魏武定元年(543)李道贊率邑義五百余人造像碑中的香爐,二者表現手法的一致,自是顯而易見。當然這是從佛教藝術中移植來的表現形式,其實除此之外,分別安排在一對鳳凰腳邊的兩棵樹,也是佛教藝術中“莊嚴道樹”的式樣。宮闕以鳳凰為飾,則是漢代以來一直沿用的做法,班固《西都賦》“設壁門之鳳闕,上觚稜而棲金爵”,李善注引《三輔故事》曰“建章宮闕上有銅鳳皇,然金爵則銅鳳也”。壁畫屋脊兩側的鳳凰卻是以夸飾之筆涂染金剛怒目之容,鉤喙長舌,更以體量之巨而見護佑之威儀。

 

圖以云氣,畫彩仙靈

 

墓道東西兩壁第一層的圖畫仙靈,最令觀者目眩神迷,因而很容易想到東漢王延壽《魯靈光殿賦》所謂“圖畫天地,品類群生,雜物奇怪,山神海靈”。這里所包含的天、地、人三大主題,幾乎囊括了人間世的基本生活內容,在這個框架里,“天”也成為時而是敬畏時而是依賴的人間秩序。依此三大主題設計格局的宮廷繪畫大約很早就形成圖式,并且長期沿用下來,沿用過程中,更以文獻與圖像的相輔相成和相互滲透,而使得圖式愈益豐富和完善,需要改變的只是若干細節而已。

 

 

騎鶴女仙(西壁)

 

 

琴高(西壁)

 

 

馭龍仙人(東壁)

 

在文獻所構成的敘事系統之內,可以見出兩漢至南北朝,不論宮室臺閣、郡尉府舍以及寺院建筑乃至佛造像,仙靈異獸之類都是幾乎不可缺少的主題。如《后漢書·南蠻西南夷列傳》曰益州刺史朱輔“好立功名,慷慨有大略”,“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,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,以眩燿之,夷人益畏憚焉”;前節引《洛陽伽藍記》曰永寧寺南門樓三重,“圖以云氣,畫彩仙靈”;又同書卷一記千秋門內靈芝釣臺,“云起梁棟,丹楹刻桷,圖寫列仙”。北齊邢子才《新宮賦》狀寫宮殿之飾云“獸狂顧而猶動,鳥將騫而中疲,木神水怪,海若山祇,千變萬化,殊形異宜”。

 

佛造像的圖案設計也往往有同樣的布置。如北齊天保三年(552 )牛景悅《造石浮圖記》“匠百運奇,清思幽密。飛檐聯翻,輕飄綿邈。零鳥羽儀,神獸炳曜。若鳳之鳴,如虯之轉;又北齊武平三年(572)《興圣寺造像記》所謂“名山匠手”,“異禽異獸,難名者多”。

 

在漢大賦的夸飾之辭中,天官靈怪則是帝王出行時的導從。揚雄《羽獵賦》曰天子出宮之際,“蚩尤并轂,蒙公先驅”,“飛廉云師,吸嚊潚率”。班固《東都賦》云天子登玉輅,乘時龍,“天官景從,寢威盛容,山靈護野,屬御方神。雨師泛灑,風伯清塵”。

 

再看以各類圖像資料,從漢畫像石到南北朝墓葬雕刻與壁畫構成的敘事系統,與文獻多是可以對應的。忻州壁畫墓中的“圖畫天地,品類群生,雜物奇怪,山神海靈”,也是如此。手持麈尾飛步在云端的羽人,騎鶴馳騁的女仙,馭龍而行的仙人,又西壁的仙人騎魚,或即《列仙傳》中的琴高。凡此種種,俱可屬之于“圖以云氣,畫彩仙靈”。東壁長發飄瀟手持鼓風袋狂奔于云間的風伯,西壁努睛露齒持槌擊連鼓的雷公,又有流云騰涌中一個赤身露體的騎龍者,右手倒持一瓶,瓶內水流下注,自是“雨師泛灑”。此則“天官景從”也。

 

 

馮邕妻元氏墓志邊側

 

山靈海怪,即《魯靈光殿賦》所謂“奇怪”,圖像來源之一或是山海經圖,不過很可能已是經過了漢代所作禎祥錄的再創造(繆哲說)。

 

北魏正光三年(522)馮邕妻元氏墓志邊側和蓋面的裝飾紋樣陰刻十八個各種“奇怪”,其旁均有榜題,前側為嚙石、護天、發走、挾石,后側為撓撮、掣電、懽憘、壽福,左側為長舌,捔遠、迴光,右側為攫撮、烏獲、礔電,蓋面為攫天、唅噙、拓遠、拓抑。不過這十八個“奇怪”,各自的特征以及形象與名稱的對應,都不是很明顯。如此命名,大約只是用來分別強調“奇怪”之辟邪與福佑的不同功效。

 

洛陽出土北朝神獸石棺,棺身和前檔龜背紋的格子里也各個陰刻“奇怪”,雖沒有榜題,但很可能這些形象已漸成圖式,且隨著名稱一起流行。忻州壁畫墓中圖繪的各種“奇怪”便與墓志和石棺中的形象多有近似,即手足如鳥爪,上身羽鬣飛揚,兩膝蓋處各生出長尾樣的一根羽毛。西壁中的一個雙手托舉一方巨石于頭頂,似乎欲切“挾石”之名。東壁云間靈怪口吐長舌繞臂一周,則與“長舌”之稱相契,卻是比元氏墓志中的“長舌”遠為夸張。“長舌”前方鼓翅飛奔的一個,長身如狐,獸面蹄足,頭頂一彎長角,與元氏墓志中榜題“烏獲”者形象相類。

 

以元氏墓志榜題其名的“奇怪”為比照,壁畫“烏獲”前方一個怒目奮翅的怪鳥,便是“唅噙”。馭龍仙人前面開路的一個,也可與墓志中的“拓遠”對應。其實壁畫中的“奇怪”,都可以如此類比。推想壁畫的繪制,應是工匠既有一個流行的粉本以及名目可依憑,又有充分的發揮想象之空間。

 

 

長舌”“烏獲”“唅噙”(東壁)

 

 

“挾石”(西壁)

 

 

“挾石”(西壁)

 

有意思的是,忻州壁畫這一部分中的主要內容,稍事削減而未經大的改動即移植到河西的佛教藝術,構圖最為接近的一例,便是敦煌莫高窟建造于西魏大統四年至五年(538539)的第 285 窟,前引洛陽永寧寺的“圖以云氣,畫彩仙靈”、造像記所謂“零鳥羽儀,神獸炳曜”,“異禽異獸,難名者多”,在這里也都依然適用。此窟的開鑿者為西魏派遣任瓜州刺史的東陽王元榮,自然是模式方便傳遞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 

 

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壁畫局部

 

南北朝時代,政權更迭頻仍,統治者的族屬也很復雜,在一個變亂的大時代里,卻有這樣一類穩定的圖式被長期沿用下來,無論生者的世界、死者的墳塋,抑或佛教、道教的藝術領域,都通行無礙。從宮廷向民間廣為流播的一種對宇宙秩序的想象——當然它處處與人世間的秩序相對應——被不同族屬的政權和人群所認可,似可表明它的核心意義在于辟邪與福佑,如果視作所謂“升仙”之訴求,便很難解釋得通了。

 

“物”的寫實

 

墓道東西兩壁長卷式的校獵圖,最見壁畫設計者的匠心。雖然不少場景在漢代即形成圖式,但畫工在沿用既有圖式的同時,又揮灑寫實之筆,令它別現當代特色。比如騎馬引弓反身射虎的形象(此或被稱作“安息射”),在河北定縣第 122 號西漢墓出土金銀錯銅狩獵紋傘蓋杠箍紋飾中,已具見精采。

 

校獵圖中的這一幅則以猛虎近身、四蹄騰空的戰馬負痛嘶鳴,又騎士的腳從馬鐙脫出,使得場面愈顯激烈。長卷中的圍獵一幅,也備顯畫匠的寫真筆墨。一只熊在三人圍獵下仰翻在地,穿透熊頭的利刃是兵士之一所持長矛,此矛應名作矟(《通俗文》曰“矛丈八者曰矟”),或作槊,槊柲系纓,此即眊,梁簡文帝《馬槊譜序》曰“翠眊與紅塵俱動,足使武夫憤氣,觀者沖冠”,恰好移來用作畫贊。

 

 

校獵圖局部

 

墓道壁畫第三、四兩層的群從儀衛,在遵從程式的同時,也頗以細節刻畫取勝。即便都是左弓韜,右箭箙,弓韜、箭箙的式樣與紋飾卻多有不同。服飾則或存兩漢以來的中原制度,如中有服虎文單衣者,或即董巴《輿服志》所云“虎賁武騎皆衣虎文單衣”。又有一人頭戴廣檐大帽,帽檐周環垂絲。五代馬縞《中華古今注》卷中“席帽”條曰:席帽“本古之圍帽也,男女通服之,以韋之四周垂絲網之,施以朱翠,丈夫去飾”,至隋煬帝而易作藤席為骨,鞔以繒,乃名席帽。忻州壁畫所表現的似即馬縞所謂“古之圍帽”。

 

 

戴圍帽者(西壁)

 

又東壁侍從有持胡床者,胡床雖是處在折疊狀態,但床座系編織而成也特地表現得清楚。順便說一句,魏晉南北朝時每云某某“踞胡床”,“踞”,即指蹺腳而坐,便是河南新鄉出土東魏武定元年(543 年)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上的佛傳故事“想(相)師贍太子得想時”相師的坐姿。

 

 

東魏武定元年(543)造像碑佛傳故事局部

 

 

攜胡床者(東壁)

 

忻州北朝壁畫墓中的繪畫顯示著多種元素、多種風格的交匯,因此也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留待吾人深入探求。從事搶救性發掘的九原崗墓群考古隊本著保護重于發掘的工作方針,使得慘遭盜掘的壁畫墓最大限度保留了畫跡,并且采用了新的掃描技術及時復制畫面,也為今后的研究創造了最好的條件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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